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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宝网站:民生证券:本轮疫情结束后 中国的贸易链条可能迎来发展机遇

作者:欧宝网站登录            发布时间:2022-08-13 06:10:24 来源:欧宝网站官网

  第一次鼠疫发生于公元6-9世纪,对东西方两个最重要的文明造成打击,夹在东西方之间的,得益于所在的沙漠气候和少有大城市的生活状态,受到瘟疫的侵扰明显少于两边的强邻,他们趁机扩张,并封锁了西方通往东方的丝绸之路。此后,由教和犹太教所共同主导的中转贸易登上历史舞台。第二次鼠疫发生在公元14世纪,成为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催化剂,它促进了欧洲的再生,为它在此后成为整个世界贸易的重心奠定了基础。严重的“瘟疫浩劫”并未中断人类的贸易,有两点原因:首先,东西方的比较优势有清晰的界限,并且很难进行产业的迁移,因此在东西方进行特有产品贸易的商人虽然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但也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其次,在当时的认知下,中断贸易似乎不是消灭瘟疫的一个重要选项。

  和平时期发生瘟疫之后,全球贸易额占GDP比重几乎不会受到影响;贸易有所下滑的瘟疫中,也很难分清到底是由于战争、经济本身的衰退还是疫情的影响。以和平时期的1924年洛杉矶鼠疫和1930年的“鹦鹉热”为例,我们看到商业利益总是重要的,人们总是在瘟疫造成的各项约束条件下去寻找能够继续贸易的最优解。

  按涉及范围、病例数量来看,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是能够被我们借鉴经验的近代瘟疫。西班牙流感短期确实对贸易产生了冲击,主要体现在停工隔离使全球的生产和贸易暂停、与治疗病毒相关的原材料出口被限制,而这些短期冲击在疫情逐渐消退后也开始作用衰减。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西班牙流感促使了疫后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与其说西班牙流感是“原因”,不如说它是一个“借口”,贸易壁垒形成的更底层原因在于发达国家试图将当时自身的经济矛盾和财政负担对外转移。

  从“黑死病”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东西方的比较优势、局限的疾病认知使人们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跨越国境的贸易。而当前,在分工高度细化、单个产品生产环节参与国家众多的情况下,贸易更加必要;而供应链本土化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任务。以当前对疫情的认知来看,“隔离”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消灭疫情的方法,但正如1930年的“鹦鹉热”一样,总有方法可以满足检疫要求的同时不影响贸易。反面例子是西班牙流感后的各项贸易保护政策无效甚至具有负效果,这也许会为各国决策者提供来自历史的提醒。当下,正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问题,在过去十余年贸易复杂度不断下降的工业国家(以美国、欧洲为代表)国内通胀创1970年代以来的新高,需要依靠贸易来降低通胀,近期的关税豁免正体现了这一倾向。未来的困惑是:从疫情防控政策的差异看似正在造成制造业大国与世界某种程度的阻断;纷争常与大疫情相伴,俄乌冲突也让能源大国与西方社会形成某种程度的贸易隔离。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与构造了一个类似于公元7世纪之后东西方直接贸易停滞的环境——当时的巴格达作为世界的中心从中转贸易里获益颇丰。资源国与消费国之间的贸易受阻,让以中间制造业主导的中国有机会以中立的姿态进行其中的斡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市场能从短期疫情防控的困局中走出,就如人类1000多年来一样,最终或许属于21世纪疫情后世界的“巴格达”正在出现。新的中心或许正在重塑,新世界600628)下新中心的运输业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人的运输(航空、机场),货物运输(油运、干散运、集运)。

  风险提示:1)疫情超乎预期发展的风险。2)各国贸易保护政策的进展。3)其它未考虑到的因素:例如科技水平、政治格局等。

  在游戏《瘟疫公司》里,玩家的目标是想方设法将自己的细菌或病毒传播到全世界,随着游戏的进展,玩家会发现一些孤立的无人小岛屿总是成为游戏世界里最终的“堡垒”,因为细菌或病毒无法通过飞机、轮船、铁路等方式登录这些“无人之地”;而繁荣的都市,尤其是区域交通枢纽总是迅速地被感染,地图染上一片代表任务成功的红色。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我们对“瘟疫”的感知可能还来自于类似上文中的游戏,而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会发现现实生活其实与游戏世界其实十分相似:在贸易全球化和现代世界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商贸和旅行使得新旧病原体可以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大陆之间传播,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记录,2020年1月13日,泰国报告了全球首例中国以外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3天后,全球已有140多个国家报告出现疫情,截至目前,世卫组织已收到4.8亿例确诊病例,其中有612万例死亡。

  无论是从游戏里的模拟规则,还是历史上的经验来看,人类的贸易交流确实促进了传染病的扩散,这理论上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结果:14世纪之后,世界贸易日趋繁荣,地理上彼此分隔的区域被商队、骆驼、货品连接了起来,微生物也随之得以进入一个对其没有任何免疫力的“新世界”,从而造成了多次全世界范围内的疫情,而由于当时医疗技术的局限,这些疫情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在不同势力的崛起和陨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会“因噎废食”,正如历史所上演的那样,伴随着残酷的“瘟疫”和死亡,全球贸易还在坚定地向前,要理解这种“坚韧”,我们也许需要回到历史上最残酷的传染病——“鼠疫”上,它在欧洲还有更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字——“黑死病”。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是在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据估计,在541年至750年间,这场鼠疫夺走了地中海沿岸2 500万人的生命。鼠疫第二次大流行于 1334年肇始于中国,在14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间沿着丝绸之路蔓延至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和其他欧洲都城。在1347年至1353年间,黑死病杀死了大约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亡人数至少有2 000万,最多可能有5 000万[1]。

  第一次鼠疫发生于公元6-9世纪,对东西方两个占主要的文明造成打击,也为阿拉伯世界和提供了崛起的机遇。据后来历史学者的推测,鼠疫杆菌最初感染了喜马拉雅山脉山路地区的跳蚤和啮齿动物,然后分东西两路侵扰了当时最为发达的文明,向西边,感染病菌的跳蚤、黑鼠穿越红海航线到达亚历山大港,席卷了东罗马帝国。据史书记载,公元541-542年两年间,君士坦丁堡[2]损失了25%的人口,此后鼠疫周期性地蔓延,一些人获得了免疫力活了下来,但鼠疫会带走那些未获得免疫的年轻人的生命,到公元700年,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经下降了一半。向东边,鼠疫杆菌可能是通过印度开往中国的商船传播到了中国的港口地区,然后再向内陆传播,对鼠疫的文字描述也开始出现,尽管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一个记载是“公元762年,仅山东[3]一地就死了一半的人口”。夹在东西方之间的,得益于所在的沙漠气候(不适于跳蚤和啮齿动物的繁殖)和少有大城市的生活状态,受到瘟疫的侵扰明显少于两边的强邻,他们正好借助瘟疫打击两侧的机会不断扩张,在公元630年,军队控制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并封锁了西方通往东方的丝绸之路。

  到7世纪中叶,鼠疫平息的时候,欧洲和东方的直接贸易已经跌至谷底,但连接并未中断——由教和犹太教所共同主导的中转贸易登上历史舞台,巴格达和可萨汉国成为了国际贸易中心,货币体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金币——迪拉姆是主要的贸易货币。西欧人在此后长达800年的时间里,直到成吉思汗政权重新开放贸易通道之前,都失去了和东方发生直接贸易的机会,曾经通畅的陆上、海上通道都在的势力范围内,《伟大的贸易》一书中记载了“检疫”这一歧视性贸易政策,西欧商人很难通过关口进入亚洲。这一时期的 “丝绸之路”对东方的买家而言则是“琥珀之路”、“皮毛之路”,大草原和西欧的琥珀、皮毛被商人运送到东方;而对西方世界来说,犹太人“善于经商”的标签可能也是此时开始打下的,据当时的文献记载,犹太商人用流利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拉丁语、法兰克语、安达卢西亚语及斯拉夫语”和人们交流,他们立足地中海地区,但经常穿过中亚,途径巴格达和波斯前往印度和中国,带回麝香、沉香、樟脑、桂皮。

  瘟疫带来了恐怖景象,也成为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的催化剂,它促进了欧洲的再生,为它在此后成为整个世界贸易的重心奠定了基础。第二次鼠疫爆发前,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在整个亚洲打造了稳定的平台,重新开辟了东西方直接贸易的通道,尽管各信仰、部落的人们之间仍然充满敌意,但只要涉及商业利益,人们会遵循一定的严格法规,蒙古帝国十分鼓励长途贸易,并从中获取高速增长的税收,结果是13世纪,中国的广州声名远播,成为海上进出口的贸易中心,马可·波罗记载道:每批驶往亚历山大港的船队(带着运往基督教世界的胡椒等物)当中,都有100多艘来自中国的港口。然而,14世纪40年代鼠疫再次出现,它首先横扫了黑海边上的金帐汗国,丝绸之路成为“死亡之路”,1347年,疾病就达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后是热那亚、威尼斯和地中海;病菌通过船上常见的老鼠、跳蚤来到埃及港口,再沿着商道传播,抵达了麦加,随着朝圣者和学者向教世界传播开来。

  虽然最初的死亡人数似乎与欧洲差不多, 但是鼠疫对马穆鲁克埃及政权(中心)和草原部落(蒙古人)的影响却比西方更加严重和持久。简单来说,对欧洲农民而言,从鼠疫中幸存下来的欧洲农民至少还可以逃到森林里重新开始。然而,在埃及,被沙漠包围着的人们无处可逃;而疾病的主要媒介人群——蒙古人——一直未能从疫情的损害中恢复过来,一个证据是 1368年, 中国的明朝反抗疫病缠身的草原领主的统治, 并挣脱了束缚他们的枷锁。

  但对欧洲而言,社会结构因鼠疫彻底重组:(1)黑死病之后,人口长期缩减,导致劳工工资陡升;(2)农民、劳工和妇女从有产阶级的衰落中受到益处,地主和房主被迫接受更低的租金;(3)随着上述两点因素的发展,财富在各社会阶层中分配日趋平均,人们对奢侈品(进口商品)的需求大幅回升,因为有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购买此前他们买不起的商品了。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欧洲纺织工业的投资和发展。

  就两次影响深远的鼠疫来看,它所造成的是贸易中心的更替,人们并没有因为畏惧死亡而“闭关锁国”,反而更加密切地进行交流互通。以当前的视角来看,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毕竟在21世纪的我们,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后,开始更加担心“逆全球化”的浪潮。但公元6-7世纪和公元14世纪冒着死亡风险前进的商人们并不是鲁莽之勇,而是在当时非常理性:首先,最本质的原因是东西方的比较优势有清晰的界限,并且很难进行产业的迁移,因此在东西方进行特有产品贸易的商人虽然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但也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简单来说,东方的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所需要的技术,印度和“香料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等国)出产香料所需要的气候是西方所缺乏的;中北亚的草原部落出产骏马、动物皮毛,这一优势在以农耕为主的中国和欧洲的森林都难以复制;阿拉伯和非洲出产象牙、熏香、棉花、黄金和铜;西方的欧洲在最初实际上没有什么值得东方人追逐的产品,除了玻璃制造技术以外,因此西方更多的贸易品就是“资源”——例如白银、宝石,另外更起到支撑作用的,则是奴隶的贩卖,地中海和阿拉伯世界的奴隶贸易影响甚广,在意大利,人们打招呼说“schiavo”,这个词就是奴隶的意思,西班牙打招呼用“ciao”,实际上本意是“(我是)您的奴隶”。此外,这也与对瘟疫的认知有关,在当时的认知下,中断贸易似乎不是消灭瘟疫的一个重要选项,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鼠疫,当时人们都很难像当今一样认识到病原体的存在和传染的机理,更多地认为是“上帝或的惩罚”,当时的人们想出各种方法来平息上帝的震怒,例如严格的修行斋戒,更可怕的谣言是犹太人在井中投毒。结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迫于酷刑而不得已招认了这一虚构的罪行, 最终被烧死在木桩上或被捶死在车轮之下。

  如果说“黑死病”实在是太过遥远,那么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190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过的几次大型瘟疫,由于时间距今不长,许多文献资料还能让我们切实体会到当时的情形。在下图中,我们标注出了1900年以来8次重大疫情发生的时间,造成的传染和死亡病例,以及当时全球贸易的情况,从这8次事件来看,很难下结论说疫情会阻挡贸易的全球化。以和平时期发生的几次瘟疫为例,人们的应对本质上和中世纪没有区别,《人类大瘟疫》的作者提出尽管医学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进展,但面对一个此前毫无接触的病菌,人类还是会先束手无策,然后否认出现了瘟疫,之后再开始长时间地调查和排除错误答案,直到寻找到真正的致病原因,而在此之前都不用期待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疗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舆论发酵的速度总是超过医学上的进展,因此会出现许多社会性的“并发症”。以和平时期的1924年洛杉矶鼠疫为例,它和“黑死病”同宗同源,但最初人们并不相信在现代的美国“天使之城”还会发生疾病,将其归因为拉丁生活区的肮脏和聚集滋生了细菌,尤其是当地商会急于向政府卫生部门施压,拒绝将其定义为一场传染病,因为他们已经花费了许多的资源将洛杉矶打造为一座“充满棕榈树、阳光明媚、干净安全的度假之城”,“瘟疫”一词将毁掉当地人多年的苦心经营;1930年的“鹦鹉热”事件更能让我们理解到人们面对传染病的第一反应,那时欧美发达国家的家庭主妇们流行在家中养一只鹦鹉作伴,但她们看不到的是这些鹦鹉曾经被关在拥挤的船舱中跨洋、跨国、跨国内的州运输而来,在这个过程中滋生了病菌,而当全球范围内“鹦鹉热”病例激增的时候,美国公共卫生局却拒绝发布进口鹦鹉和跨州运输鹦鹉的禁令,当时的总医疗官卡明说:“在确定传染疾病的鹦鹉来自哪里之前,禁止进口贸易是不切实际的”。直到总统胡佛对此表示了关切,公共卫生局才发布了禁令,此时鸟类饲养者只能另想办法——他们付出检疫费用让实验室为每只鹦鹉提供不携带病毒的证明,尽管代价高昂,也好过鹦鹉不能卖出去。因此,瘟疫不是终止贸易的充分条件,人们总是在瘟疫造成的各项约束下去寻找能够继续贸易的最优解。

  从这8次瘟疫来看,涉及范围、病例能够与当下相比的,只有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和1980年出现的艾滋病了。1920年中国东北鼠疫、2003年SARS都局限于中国,1976年费城军团兵也几乎只在美国造成病例,2013年埃博拉主要发生在西非国家。只有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和1980年的艾滋病影响了全球,且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死亡,尽管我们从图上能看到在瘟疫发生后全球贸易占GDP比重发生了下滑,但这可能是一个巧合——1918年正值一战,而1980年资本主义世界正在抗击“大通胀”,经济陷入衰退。但是,艾滋病并未造成像西班牙流感那样的恐慌,因为最初发现这一疾病时,误认为它只在男同性恋者之间传播,事实上它通过体液传播的途径也确实使得传染性小于流感,并且,此后科学家们发现了抗逆转录药物,使得艾滋病患者也能够携带病毒生存。因此,准确来说,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应该是唯一能被我们借鉴经验的近代瘟疫。

  西班牙流感是人类历史上致死人数最高的流行病之一。西班牙流感发生在1918年1月至1920年4月,约感染了当时世界人口的27%(5亿人),造成2000-5000万人死亡。与当今新冠肺炎发生的时代背景相似的是,西班牙流感爆发前的1880-1914年,全球化正处高速发展阶段。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西班牙流感确实直接对贸易产生了短暂冲击,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停工隔离措施使得全球的生产和贸易受到短暂冲击。根据记录,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美国爆发时引起了大量感染人群的死亡。除了部分地方政府下令关闭工厂,实行人员的隔离外,即使没有强迫性的停工政策,出于对病毒的恐惧,工人旷工、缺勤的现象较为普遍。Cockrell(1996,314)[4]写到,“在那些没有被迫关闭的企业中,由于工人旷工,许多企业自愿关门几周,以应对感知到的危险”。同样的现象发生在西班牙流感爆发的大部分国家,停工隔离使得全球的生产和贸易在短期内被迫停滞。2)对与治疗病毒相关的原材料出口进行限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贸易。例如,在西班牙流感爆发的1919年,美国共和会议员莱顿公开表示需要限制煤焦油产品的出口,因为煤焦油可分离出用于合成非那西汀(治疗西班牙流感的药物)的化合物。但以上的两个因素对贸易只是产生了短期的冲击,随着病毒的消退,死亡人数的下降,人员将重回工作岗位,生产和运输逐渐恢复,对药物原材料出口限制的必要性降低,全球贸易又将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根据大流行时期对美国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零售业的检测,疫情对生产、贸易的影响是短暂的,伴随着疫情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的下降,商店重新开业,交易逐步恢复。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西班牙流感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促使了疫后的贸易保护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1922年9月美国国会以德国货币贬值危害美国工业为由通过了《福特尼—迈坎伯关税法》(Fordney-McCumber Tarrifs Act)。此后,美国关税从1918年5.9%的关税低点一路攀升至1933年的19.8%。但是,与其说西班牙流感是“原因”,如果说它是一个“借口”,贸易壁垒形成的更底层原因在于发达国家试图将当时自身的经济矛盾和财政负担对外转移。

  数据上来看,1920s的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不仅与西班牙大流感有关,与一战也具有相关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1914年7月-1918年11月,与西班牙流感的发生时间存在重合,且两者都造成了较高的死亡人数。从数据论证来看,根据Nina、Markus等作者构建的关税与西班牙流感、一战的回归分析模型,西班牙流感和一战对关税的上升有推动作用。1)西班牙流感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每上升1%,对应关税增加0.017%。2)一战造成的战斗死亡人数每上升1%,对应关税增加0.022%。

  从作用机制上来说,西班牙流感和一战冲击了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由于经济下行、政府财政负担重,于是政府推行具有保护色彩的贸易政策来增加就业、抑制经济下行、填补财政赤字。不同于其他肺炎,西班牙流感中15-34岁年轻人群的死亡人数最高。而15-34岁年轻人正是当时社会中的主要劳动力。疫情对劳动力供应的较大冲击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运营,造成经济下滑。1918/19大流行对美国经济造成约30亿美元的损失,占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3.9%。同样,疫情也拉低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同时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量的费用支出和人员损失使得战后大部分国家面临一定的经济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战争费用占国民财富的32%,法国占30%,德国占22%。虽然战争对美国经济的拖累显著小于英国、德国和法国,但美国在一战中的战争费用也占到了国民财富的9%。

  在货币政策受金本位的约束下,贸易保护政策似乎成为国家阻止经济下行、降低财政赤字的不二选择。西班牙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压力大,需求收缩。国家对稳定经济增长的诉求增强。而在金本位制度下:1)金本位国家的纸币发行受到本国货币当局黄金储备的制约。换句话说,面临经济下行时,国家的货币政策可调整空间有限,在货币贬值方面丧失灵活性。2)金本位国家的实际利率围绕平价浮动,若一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外汇供应显著小于需求,汇率下跌。当汇率下跌超过黄金输出点时将引发黄金外流,从而减少国内的货币发行量,制约总需求。因此政府转向贸易限制,并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就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轻财政压力。

  因此,欧美国家在1920至1930年代不断出台贸易保护政策,这些贸易保护政策显著使得国际贸易下降,但从我们前文中全球贸易的变化来看,二战后全球贸易又重新恢复增长。1920年以来,为应对国内需求的不足,美国陆续出台了《紧急关税法》、《福特尼—迈坎伯关税法》、《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关税后来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关税,引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崩溃,间接导致了二战的发生),平均关税税率从1919年的6.2%提升到1933年的19.8%。而事实证明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确实对进口产生抑制,美国进口同比增速自1922年以来持续下降至1932年,自1930年期,美国的进口增速连续三年降幅高达30%以上。在英国,1915年《麦肯娜》关税对汽车、钟表、电影和乐器征收33%的从价关税,并在战后被保留。1921年以后,英国又陆续颁布了《工业保护法》、《异常进口法》、《进口关税法》等多部贸易保护法案。根据de Bromhead等学者对贸易保护制度和进口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定量测算[4],1930年后转向贸易保护制度使得英国进口商品的价值大幅下降,下降中位数约在9-10%。最大的影响发生在1933年,该年的贸易保护政策对进口影响的中位数约为-10.8%,考虑到政策对进口存在间接影响,整体上当年贸易保护政策对英国进口总额的影响约在-24.7%。

  但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并未“保护”经济,反而让世界在有形和无形的方面都变得更“贫穷”。在一战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密集出台的1929-1932年,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7%,而其中带领整个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美国下降了26%。当然,现在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这些下降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归咎于关税战争,1930-1933年世界贸易量下降了1/3-1/2,只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5%。更严重的损害是无形的:对本国国民而言失去了除国内商品以外的更多选择,并且与外国人在贸易和生活中打交道更为谨慎,了解他们的动机和关切。正是由于缺乏了这些东西,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孤立主义和贸易主义对于二战的发生难辞其咎。

  6-7世纪以及14世纪的鼠疫,带走了无数人类鲜活的生命,但恰好是在6世纪以后,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贸易通道越来越发达,14世纪的鼠疫之后西欧为了避免重蹈我被教扼住贸易要道的覆辙,开始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人类的全球贸易真正开始有了雏形。“黑死病”时期虽然确实让病毒沿着贸易通道快速地传播,但人们缺并未因此有过中断贸易的想法,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东西方存在截然不同的禀赋,尤其是西方对东方产品的依赖,使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另外,对于疾病有限的认知也让人们从未把中断贸易当作抑制疫情的可选项。

  而当前来看,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件产品可能在多个国家制造,单个国家“自给自足”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根据哈佛国际发展中心计算的贸易复杂度数据,全球贸易的9706件商品,其贸易复杂度中位数在趋势性上升,而在这个过程中,以中国、越南、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凭借较为低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承接了许多世界的产能,国家贸易复杂度不断提高,成为了“世界工厂”,而以美国、德国、法国为代表的老牌工业国家,其贸易复杂度排名在下降。当然,目前全球许多国家意识到了这一趋势,例如美国在拜登政府上任后即提出“供应链”计划,在《100日供应链报告》和《供应链一周年回顾》中,美国政府对其各类制造业我的链条完整性、对外依赖度进行了详细回顾,也做出了补齐供应链的计划,然而,正如报告中所谈到的那样,要减少对外依赖要求全社会资源向这些薄弱的供应链环节倾斜,而这些环节由进口改为自产,可能短期是没有经济性的,更不用说,补齐供应链要求的固定资产投资,至少要2-3年之后才能转化为产能,而一些关键的技术环节可能需要耗费长达十年以上的时间。这还是对于拥有全球顶尖高校和最高的GDP的美国而言,对于其他国家,这个过程会更加艰巨。

  以当前对疫情的认知来看,“隔离”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消灭疫情的方法,但正如1930年的“鹦鹉热”一样,总有方法可以满足检疫要求的同时不影响贸易。中世纪的欧洲人因为担心“黑死病”,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触碰东方运来的香料,担心上面附着了来自东方的“瘴气”,但精美的丝绸和瓷器这样的外来货品仍然是备受欢迎。1930年“鹦鹉热”时,人们已经明确锁定到外来的“鹦鹉”可能携带致病菌,但鹦鹉商贩懂得在实验室开具检疫证明,顺利地继续向家庭主妇出售鹦鹉。正如2020年疫情发生以后的全球代表货物流通的航运指数均保持在疫情前的水平以上运行,也体现了疫情并不构成中断贸易的理由。

  和西班牙流感类似的是,在本次疫情发生之前,全球已经出现了一股以“贸易区域化”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之风。1)区域性贸易协定(RTA):近年来,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和涉及贸易额显著增长。截止2022年有效的RTA共计577项。近年来,欧美主导的EPA、USMCA、CPTPP区域性贸易协定相继生效,其区域覆盖范围大、排他性高,有力地强化了区域内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于2022年1月生效,成为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自贸区。伴随着区域贸易协定的增加,其覆盖的贸易额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四分之一上升至2019年的近一半;2)特惠贸易协定(PTA):根据WTO的统计,自1948年以来全球共有37项PTA签署生效, 2010年后 PTA的签署显著增加,共计12项,占比全部PTA项目的32%。伴随着PTA数量的增加,特惠贸易协定下的贸易量在全球贸易量中的占比持续提升,在2018年突破50%的占比,并于2020年达到阶段性的顶峰。区域贸易协定对区域内贸易的限制程度相对低于区域间的贸易。例如拉丁美洲和南亚之间的贸易平均关税约9%,显著高于区域内1.3%和5.4%的贸易平均关税。与此同时,区域内贸易的相对优惠幅度更高。例如南亚和非洲国家在区域内进行的贸易比国外竞争对手享有约5个百分点的优势。这一系列的贸易政策助推了区域贸易的趋势加强。

  而从疫情—经济—催生“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贸易格局的传导链条来看,本次疫情不同于西班牙流感,由于几点因素的变化,我们认为新冠疫情不会加强区域化贸易的趋势,反之在较长时间内全球贸易的活跃度仍将维持高位。正如上文中谈到的,疫情本身对贸易格局的直接影响是短暂的,中长期贸易格局的改变来自于疫情、战争等外部冲击对国家内部经济的压制,进而推动政府采取新的贸易政策来稳定经济,最终影响贸易格局(疫情/战争等外部冲击—经济—政策—贸易格局)。新冠疫情出现后,疫情—经济—政策—贸易格局的传导正在发生,疫情爆发以来,海外经济虽受到短暂的冲击,但伴随着海外国家实行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当前经济已在逐步恢复中,失业率回落至低位。并且在通胀持续高位的背景下,海外国家放松对关税的政策,全球贸易活跃度保持高位。当下不同于西班牙流感时期:第一,金本位已经瓦解,美欧的货币政策相较那时更为灵活,疫情期间也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带动经济的触底反弹。并且美欧货币的信用优势,使得其能够通过增加进口的方式,稀释国内超发的货币,降低通胀压力;2)海外经济仍具韧性:不同于1918年大流行期间,海外国家受疫情和一战双重冲击,经济压力较大,当前海外经济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之后得到了快速的修复;3)1930年代的经验是贸易保护无利于经济的增长:西班牙大流感后各国采用贸易保护制度来阻止经济下滑被证明是徒劳的,最终美欧还是经历了经济的萧条,甚至不少学者认为贸易保护法案的推出反而导致了1930年代的萧条。反而,正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问题,在过去十余年贸易复杂度不断下降的工业国家(以美国、欧洲为代表)国内通胀创1970年代以来的新高,需要依靠贸易来降低通胀,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在这样做:2022年3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将恢复部分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此次关税豁免涉及此前549项待定产品中的352项。该规定将适用于2021年10月12日至2022年12月31日之间进口自中国的商品。

  人与人的交流将随着疫情恢复而恢复,世界仍然需要连接,甚至如同两次“黑死病”后教世界和西欧的兴衰更替一样,本轮疫情结束之后,中国的贸易链条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俄乌冲突下,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类似于7-14世纪之间教世界的机会——它们从事东西方之间的中转贸易,获利颇丰。2020年俄罗斯出口了占全球出口总额10.14%、7.86%、6.34%、13.4%的油、谷物、木材、化肥和金属(铜、铝),资源国与消费国之间的贸易受阻,让以中间制造业主导的中国有机会以中立的姿态进行其中的斡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市场能从短期疫情防控的困局中走出,就如人类1000多年来一样,最终或许属于21世纪疫情后世界的“巴格达”正在出现。新的中心或许正在重塑,新世界下新中心的运输业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人的运输(航空、机场),货物运输(油运、干散运、集运)。

  1)疫情超乎预期发展的风险。我们对比了历史上较为严重的几次传染病,并以此作为归纳分析的案例,但如果新冠疫情的发展超过我们所应用的案例,那么结论可能会发生改变。

  2)各国贸易保护政策的进展。如果各国出现了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及相应的政策,疫情后贸易的复苏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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